结语

　　不论未来将给李魁正何种历史评判，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已为转型期中国画艺术提供了独创的、新颖的艺术样式这一事实，是有目共睹的。独创的、新颖的艺术样式，主要是指其“新工笔画”、“没骨工笔”及“泼绘”，特别是“泼绘”，它所襄括的人文精神内涵的深入性是以其学术性的合成为重要标志，诚然它尚未竣工，但透过结实有力的骨架，可以辨析出它那坚实厚重的整体轮廓，或多义复杂的与人文精神不无关联的整体性构架；无疑，它的意义是深远的，时间将会显示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李魁正的“泼绘”艺术，是艺术与文化的双重构成。我的理解是，他对“泼绘”的关怀，与其说是艺术的关怀，莫若说是一种文化关怀，价值关怀。这正是“泼绘”的“新”意所在，价值所在，也是它具有现代意义的原因所在。

　　“泼绘”艺术与文化双重构成的特点，是李魁正对水墨艺术的拓展与发挥，创新与变革，它以更大的文化含量、精神含量、美学含量编制了新艺术语码。这种使水墨与文化结缘的艺术构想与实践，既是时代使然，也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泼绘”作为艺术本来就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由此看来，“泼绘”的产生乃是水墨的精神还乡。

　　李魁正之所以钟情致力于“泼绘”，在于其艺术视野的开阔，对“泼绘”语言的总体把握及形态的选择，图式的建构都有其鲜明的个人特点；所以，他和他的“泼绘”是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画坛引人注目的现象的，也有资格成为学术界评论的对象，因为，“泼绘”是当代中国面临文化转换时的艺术现象，是带有双重转换的性质，即不仅要冷静的审视传统，还要迎接20世纪末及新纪元现代文化的挑战。

　　“泼绘”所体现出的现代性是预示了从近代开始的中国水墨革命到今天为止的成果；其现代性的功绩，表现为率先以极端逆反乃至“怪诞”的艺术方式来扭转传统水墨的自恋癖，即唤醒自身，使对自身的价值评判从天真转为清醒，以便在业已变化的现代画坛格局中重振水墨的地位；它意味着，当代艺术无疑比近代观念成熟多了，因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水平已达到有史以来的至高点，其任何举动都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严峻地影响到当代人及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艺术走向。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泼绘”在中国文化转型的20世纪末出现，含有相当深厚的文化重建意味。所谓文化重建，无非是为中国走向现代提供相应的新价值参照，以显示古老民族在走向一体化现代世界时的全新精神风采、思维方式及全新的观察世界眼光。我们考察某种艺术形态的优劣新旧，只有一个尺度，这就是看能否有助于透示出人和他的世界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赢得了意识的觉醒和精神的解放。

　　站在20世纪末与新世纪黎明交叉点上，“泼绘”正带着某种新的意识觉醒和精神的解放，显示为一种自由与焕发的生命色彩，打上了鲜明的历史脚步的印迹。

　　“泼绘”，用来指称一种色、墨、水、光的绘画状态，并赋予一种高层次文化品位，无疑是十分纯粹的，并且从其间的行云流水、间无阻隔气势的逻辑动力感中可能摸到一种自觉、觉醒与独立意识。

　　艺术的自觉。李魁正在“泼绘”中将其作为纯语言艺术，并进而将艺术作为独立于其他因素之外的审美精神创造——就其行为自觉而言，它更展示了一种精神层面上行为方式的高度，走出了传统的“文以载道”，在自觉中召唤新的艺术生命和现代精神。

　　人的觉醒。这是艺术自觉赖以发生的内在动因，就是说，支撑李魁正“泼绘”震撼力与艺术自觉的支柱，是他对生命激情与活力自由焕发的珍视，于是，一切都不在是苍白的无病呻吟与冷漠的出世咏叹，而脱颖为有刚性、灵动、不倦探询生命意义的外化形式；这一点，李魁正较之“五四”前驱的林风眠等人，不但显示了继承性，也更为纯粹、更深挚，更富于生命意蕴；可贵的是，李魁正“泼绘”艺术精神的核心正是于此引向宇宙意识，这也是他为“泼绘”树立的文化品位的美学标尺。

　　精神的独立。可以看出，在“泼绘”艺术的总体面貌中，李魁正告别了古典主义，而潜心于研究艺术的本质、规律、理想、语言、图式及艺术化的生命意义等；与历代中国绘画相比，李魁正“泼绘”在精神与图式、语言方面均获得传统绘画所不曾有的艺术精神形态；就此而言，有仰赖灵性或直觉的，靠悟性和创意，可以赢得表面的表达；而高层次精神，则要在形而上层面靠智慧与灵性的把握、顿悟、筛选与组织“感觉”，去芜存菁、化零为整、删繁就简，一以当十，以难得的澄明与浑然一体的凝重及精炼动人心魄；显见，李魁正以其“泼绘”，推动了中国画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冷漠走向激情、从“潜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型。

　　20世纪末的“泼绘”是以李魁正的名字紧密相联的，正是在这个时期里，他有条件返顾中国绘画的利蔽得失，身处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氛围之中，酝酿了他艺术观念与艺术思想的成熟，这样，“泼绘”自然是出于画家深层心灵感应或契合而形诸于笔墨的，仅仅是因为“泼绘”的激扬、动荡、亢奋对应了他心底的价值符码，两者的共振转化为“泼绘”的解构图式与色墨张力。李魁正是吮吸传统绘画乳汁成长起来的，成熟之后自然会毅然走出低谷与圈定的狭小天地，继而是视野豁然开朗，毋须完全仰仗传统苟活，传统绘画的营养作为艺术之旅的沉淀物，必然伴随着现代意识的引进而淡化。事情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看表面，李魁正割爱了赖以成长的传统，在艺术形态上无疑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李魁正“泼绘”所显示的选择倾向，反而更贴近中国水墨画的本质，至少他在使中国水墨画逸出藩蒿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周围的世界名利聒噪，“安贫乐道”的古训已不合时宜，李魁正却苦恋于色、墨、水、光之道，心无旁鹜，伏案笔耕，与他钟情的色、墨娓娓对话，终于奉献出“泼绘”艺术，并将“泼绘”日趋推向高度。

　　这表明李魁正是知世知己的彻悟者，他知道自己的历史责任与义务、他的潜力、能力及优势，他清醒地为自己定位；他发现历史亟需添补的空白，恰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在自我成就与民族文化终极需求中及现代化的步履匆匆中找到一个和谐的接合部，而不是让急功近利的急流来泯灭自我理想与自我追求。

　　现在看来，第一时期的佼佼者所以能超拔于他人，主要得益于恢宏胸襟与独特的观察世界眼光，这样，才能敏锐地以自己的学识表征该时代的文化意向，又达到相对成熟的学术水准；我觉得，李魁正正是这样的画家，“泼绘”亦是这样的作品。

　　或许，多年以后，人们追溯20世纪末中国绘画的转型过程时，不能不去谈到李魁正和他的“泼绘”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