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11年美术最高学府，横跨两大艺术院校，师从一二十个名师

　　乐：您的从艺经历也可能是丰富而曲折的，请您首先谈谈这个过程吧？

　　李：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小学的时候参加了美术组，从五年级开始，每隔两个礼拜就去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上他们的美术班。我是1956年小学毕业，以前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都是招高中班，从那一年开始招初中班。当时是附中的老校长丁井文去苏联学习，回来之后就搞了个初中实验班，当时是空前的，目前也是绝后的。我就很幸运的考取了这个班，班里一共有40个人。当时被美术界称为“四十个红领巾美术界的小天才”。

　　乐：现在在美术界还比较活跃的都有哪几个人？从附中到大学，您都受过哪些名师的指教？

　　李：现在在画坛上比较活跃的还有三五个人吧。到了美院附中，就有机会见到国内最优秀的老师，向他们学习，比如杜健、赵友萍、卢沉等。那时候年纪都很小，最大的十二三岁，最小的是九岁。设立了几个辅导员，这些辅导员都是大班的学生带着我们。我在美院附中上了六年，所以美术的基础打的得比较好。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随着我们美术组还拜访过国画大师齐白石。白石老人当场画的三鱼图后来一直挂在我们学校的教务处。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熏陶教育，在我这代人中间还算是比较少的。

　　在美院附中学习，像素描、色彩这些课程都有，应该说基础打的还是比较厚实的。1962年美院附中毕业我被当时北京艺术学院的俞致贞先生看上了，亲选到北京艺术学院，当时的北京艺术学院师资力量是很强的，有俞致贞、白雪石、高冠华、张安治、陈缘督、吴冠中等，当时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一个就是北京艺术学院，这两个学校最好。其实在工笔这一块我是俞致贞的入室弟子，写意是跟高冠华先生学的，高冠华是潘天寿的大弟子，可以说在写意这块我是从南派起家的。一年半以后，学校解体，改成中国音乐学院，我就又回到中央美院，又跟着田世光、高冠华、郭味蕖、李苦禅先生学习花鸟画，此外还上过梁树年、刘凌沧、陆鸿年、陶一清、李斛、黄均、王定理等先生的课，还听过李可染先生的大课。在工笔这块，我又是田世光先生的入室弟子，在写意这块，高冠华、郭味渠二位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能拜名师门下，我感觉是很幸福的。所以，等于是我上了11年的美术最高学府，横跨两大艺术院校，师从一二十个名师，算是比较幸运的。

　　后来我被分配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搞电影美术，从1969年到1981年，这个12年里面，看起来是改行了，实际上对我以后的艺术有很大的帮助。电影艺术和美术有很多很相近的地方，在我后来的画里面，就受到了电影艺术的影响，特别是用光。再就是书法，因为那时候要写字幕。我在附中的时候，蒋兆和的夫人肖琼，还有郭风惠，就是用鸡毫写碑的大名家，他们都给我们上过书法课。到了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之后，又把我的书法补了一下。

　　1981年调到民族大学。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了，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的思维也开阔多了，有些事情看的比较透。我一边恢复专业一边找路，我觉得我有比较好的绘画基础，因为附中打了六年底子，又从“北艺”到中央美院五年。缺的是对西方绘画和传统文化美学的了解和研究。

现在的工笔画缺得就是现代表现意识

　　乐：您最开始是搞的工笔画，请谈谈您后来画风的变化？

　　李：以前和俞先生、田先生学的都是工笔，从宋人一直到于非闇、俞致贞、田世光。当时我想回到画坛时，已经是另一种状况了，1979到1984年，这段时间我画了一批画，总体上还是比较传统的。198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美术家协会首次和法国春季文艺沙龙交流的时候，就选了我的一幅工笔花鸟。那时从全国来说工笔花鸟画画的好的人不多。从1984年到1987年这4年我就没有画工笔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从恢复画画，我画了四年，出了一本画册，觉得都是以前的东西。虽然和我的师兄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一个跨越。停了四年画工笔画的原因是我想补一下文人写意画和西方绘画，因为工笔花鸟的通病就是板滞。我的工笔画画的太文雅，出版社说你的画不够红火，所以老百姓不愿意买。我觉得我们比起宋人差多了，宋人的花鸟画多静多文气呀，而且技法也很到位，我们赶不上宋人。那个时期我们的工笔花鸟画那叫燥，叫火气。所以我就补了西洋色彩和文人画的一些东西。1987年我重新画了一批花鸟画，1988年我和同仁们搞了一个画展，这个画展叫“花与鸟——八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当时是我组织的这个展览，当时有赵秀焕、吴敏荣、江宏伟、刘怡涛他们。我的这批画与我原来的就大不一样了，焕然一新。

　　这段时间我深谙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文人画之美学观乃来自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如老庄，补习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另外，我又吸收了西方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我想把他们用光、用色的优点拿到中国画里面来。

　　乐：您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看到中国画的问题了？

　　李：对，因为我觉得俞致贞、田世光先生的东西已经在于非闇先生工笔花鸟画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工笔花鸟画已经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有个说法就是，当代的黄荃就是指俞致贞，当代的徐熙就是指田世光，我作为他们两人的入室弟子，当时我也跳不开这个圈子，而且我的师兄弟们也都是这一路子，我也都领略的差不多了，我就考虑还缺什么。对于提倡中西合璧，我不回避，我主张立今承古，立中融西。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这个观点是很科学的，传统固然不能丢，现在的中国工笔花鸟画缺的是现代的表现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色彩构成，一个是平面构成。我们只是用平光凹凸去染，而不会用逆光和侧逆光去表现，这方面最好的补偿就是印象派。当然我不是说把工笔画变成印象派的样式，只是借鉴他们的长处，改变工笔花鸟画的单一化模式。再就是改变工匠气和板滞病，必须要把没骨和小写意的东西揉进来。工笔画的通病就是面面具到，背景什么的都刻画的比较细，在加上格调底，这就和宋人拉开了很大距离。不是说今不如昔，这是因为有历史原因的，现在我觉得我的思维向前进了一大步。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我创作的这批作品在美术界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这么说，是当时工笔花鸟画创新的代表人物之一吧。从90年代中期以后我又停止了工笔没骨花鸟画的创作，开始了泼绘艺术的探索。